《汉服简史》九

摘要： 作者 嘉林  5、满清持续不断地禁止汉服2008年竺小恩《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认为从等级制度角度讲，满人对汉人的服饰传统文化不是否定

作者/嘉林

 

5、满清持续不断地禁止汉服2008年竺小恩《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认为从等级制度角度讲，“满人对汉人的服饰传统文化不是否定、抛弃，而是继承，并且发扬；满、汉服饰文化在服饰等级制度上没有冲突”，结论称：“满汉人民通过长期在生活、生产的频繁接触与交往，在服饰习尚方面必然会相互影响，彼此吸收，交相认同。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绝非皇帝的一纸圣谕所能遏止得了的。”[1]

 

持类似强调“满汉服饰及文化融合论”的论文似不在少数，然此等论文缺乏深厚的文献与文物资料考察，只注重于细枝末节，分不清主流与非主流情况，枉顾汉族服饰及中国人对汉服的认同观在清代200多年中被彻底瓦解，本该具有民族属性并承载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汉族服饰在社会学意义上彻底消亡，而到21世纪人们才开始复兴汉服这一基本事实，所得结论便只能似是而非。

 

虽然清廷从皇帝至平民无人不被汉族服饰之华美和内涵所折服，甚至最高统治者喜爱并穿着汉服，但为保其部族统治长续，满清格外注重借鉴辽金元等非华夏政权败亡的“历史教训”，从满清入关至到晚清前夕，皇帝们一直强调服饰攸关国运安危、皇权盛衰，一以贯之地使用强权和专政禁止汉化——这种目的明显、强烈的反汉思想和禁汉举措，从根本上杜绝了汉族服饰自然复兴的可能，同时导致了满汉两族服饰文化的畸形交融。

 

5.1、前代覆亡给予满清深刻刺激满清入关执行“剃发易服”之前，汉服也曾多次遭受禁止的磨难，例如李元昊建立西夏后曾推行三日不剃即杀的髡发令：“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2]西夏国“番礼”“胡服”与“汉仪”“汉服”剧烈冲突、反复斗争，到李谅祚掌权后西夏才开始吸纳汉服制度。[3]

 

女真政权要求治下百姓不得穿汉装：“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4]金国占领宋朝领地后颁布剃发易服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5]要求不如式者斩，也是十分残酷：“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髡发，不如式者杀之。……保义郎李舟者，被拘髡其首，舟愤懑，一夕死。是时，知代州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其后知赵州韩常，知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莫可胜纪。”[6]

 

金人的暴政引起汉人的抵制和反抗，如《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伪相刘彦宗逼邈，不从，复逼邈剃顶发，邈亦不从，彦宗逼之甚，邈遂尽削发为僧，终不从彼之俗。”[7]“金人欲剃南民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8]《宋史》记载郭靖不愿受异族统治、不愿舍弃汉服而赴死：“四州之民不愿臣金，……（郭靖）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9]

 

类似于辽，金国后来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汉化政策，这里从一首词加以管窥。金章宗时金国刘昂作词：

 

趸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10]

 

“汉衣冠”等成为政权正统的象征，表明当时金国为彰显统治中原的合法性而自视“华夏正统”，将宋朝视为不如蛮夷的极端思想。这表明落后民族政权的民族压迫特别是易服剃发令在汉文明同化的历史潮流下，或多或少有所松动。本文前述资料亦有表明，它们终在一定程度上容许甚至采用汉服制度。

 

但辽、西夏、金、蒙元等政权先后覆亡的历史却给了后世的满清统治者以“惊世”“严酷”的教训和启示，似乎汉化必然导致本族文化淹没于汉文化大潮，甚至导致本族消亡，出于保护本族殖民统治地位的狭隘目的，就必须在禁止本族汉化的同时，通过军事和文化政策要求汉民族移风易俗，并长期固定，使汉族满化、落后，永不能复兴原本先进的汉文明制度。

 

在这种民族压迫思想和部族政权利益的驱动下，满清的“剃发易服”暴政执行得比历史上任何落后民族政权都要严厉和残酷，其文化压迫持续长达200多年，因而满清统治而给汉文化、汉文明带来的剧烈恶果，不仅使华夏文化惨遭近乎灭绝的破坏，也使满清治下破败不堪的汉文化历经数百年仍难彻底纠正和恢复。

 

（注：满清入关“剃发易服”战争中的汉服遭遇，满清宁肯将统治全中国推迟数十年的原因和目的，以及以朝鲜为代表的“小中华”国家对汉族衣冠和文明的追忆和崇祀，可参阅相关研究和文章。）

 

5.2、清代画作中的汉服形象虽然汉服在严酷的屠刀与禁令之下消亡，但我们在大量清代绘画中发现画中人物不仅男人发式多数并非“金钱鼠尾”，而且身着汉式服装，这些是画家参考古画，依照汉族发型和衣冠式样创作的，其中更有满清皇帝着汉服的描绘。

 

根据不完整资料，这些画作有[11]《百子团圆图》16幅，康熙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撰序、题诗的《康熙御制耕织图》92幅、《雍正耕织图》46幅，除此之外是皇帝命令画家绘制的汉式服装画像，如雍正时的《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12幅、《雍亲王十二美人图》12幅等；《平安春信图》刻画了雍正、乾隆2人同时身着汉服的形象；乾隆也曾多次诏令画家名手为其绘制汉服画像，大约此时的《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12幅仿雍正行乐图而作，另有《乾隆观孔雀开屏贴落》《清高宗秋景写字图》《喜晴图》《松石流泉间闲图》《弘历观荷抚琴图》《弘历观画图》《临项圣谟雪景图》诸多画作。

 

这些画作表明，满清贵族与其先祖一样，在推行残酷的剃发易服政策前后，仍然表现出对汉服文化的向往与喜爱。但虽皇帝可着汉服入画，普通人慕风雅模仿将遭厄运，如德清李某之子，请人画了一副着汉服的画像，被人告发，于是往返贿赂花费数千金，方才脱险。[12]

 

除了画作，史料中也有少量满清皇帝穿汉式服装的记载，例如《北游录》记顺治帝穿着并向内院展示明朝冠服：“上尝出先朝冠服示内院，众称善。”[13]《清稗类钞》记述乾隆在深宫穿汉服的情形：“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14]

 

为保护满洲部族统治，满清严厉禁断汉服，不惜屠杀大半中国，长期严禁满装改易汉服，如此强烈的矛盾冲突，不禁引人深思。

 

 

 

5.3、通过皇帝语录管窥清廷严禁汉服200年1）皇太极针对有大臣建议用汉族服饰制度，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召集满洲贵族和重要官员学习金世宗本纪，告诫群臣和子孙不得变更满洲服饰制度：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和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挽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5]

 

这一记载也分布于《清史稿》中：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16]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馀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17]

 

“昔达海、库尔缠劝朕用汉衣冠，朕谓非用武所宜。我等宽袍大袖，有如安费扬古、劳萨其人者，挺身突入，能御之乎？”[18]

 

2）多尔衮、顺治顺治二年（1645），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严令，激起中国民众殊死抵抗，于是清军在多地制造了史所罕见的大屠杀。当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以孔子后人身份疏求免予剃发易服，遭拒并被革职：

 

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19]谕曰：“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20]

 

顺治三年（1646）九月，又下旨“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21]，不许非议剃发易服政策。

 

顺治八年（1651），御史匡兰兆奏朝祭宜复用衮冕，因衮冕为汉制而被顺治驳回：“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22]

 

顺治十年（1653）十月，刑部擒获两个唱戏者未剃发，而“在外戏子似此尚多”，顺治立即颁诏禁止，表明剃发令之严密残酷：

 

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23]

 

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24]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大学士陈名夏因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被弹劾欲“变清为明、弱我国”：

 

陈名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25]

 

并列举罪状多款，“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上命改绞。”[26]此后无人再倡汉服。其实顺治皇帝心里明白“留发复衣冠”是为了稳定，后来说：“陈名夏终好！”[27]

 

3）康熙康熙虽说过“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28]，但这只是为利于统治而笼络汉人，其骨子里还是坚持满洲为本：康熙实录中有大量“阅试武举骑射技勇”，及“杭州驻防满兵渐习汉俗，责在尔等”[29]“恐年久渐染汉习，以致骑射生疏”[30]“满洲以骑射为本”[31]的言论，可见其既重骑射也禁汉化。笔者尚未发现康熙直接论及衣冠服饰的言论，但他禁止汉化的态度鲜明：“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不可谓不坚决：

 

“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尔唯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朕谨识祖宗家训，文武务要并行，讲肄骑射不敢少废，……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至于见侍诸子内，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时成法具在，自难稍为姑息也。”[32]

 

4）雍正雍正帝对衣冠改易问题也有长篇大论，他认为蒙古“改用中国衣冠”“遂至祸败”，反复强调满洲服饰不容“妄议”和“改易”：

 

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纪纲之备举。从来帝王全盛之时，君明臣良，朝野宁谧，万民安生乐业，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世？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戡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且如曾静以山野穷僻、冥顽无知之人，尚因妄逆之见，心念故明之衣冠，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33]

 

5）乾隆乾隆虽暗崇汉服，有诸多汉服画像，但他同时也是阐述保满洲服饰和禁习汉俗言论最多的皇帝。其《金世宗论》称赞金世宗禁习汉俗，批评其子孙易汉服：

 

《金史》成于元，如元之托克托辈非真史才也，从来论史者于帝王事迹无不吹毛求疵，如世宗之信赏、重农、选吏、求贤诸实政，悉皆班班可考，世号小尧舜，而犹必议其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成大顺，为惜是则无一而可为，帝王者抑亦难矣！金世宗他政兹不论，独嘉其不忘故风、禁习汉俗，拳拳以法祖宗、戒子孙为棘。盖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兴，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滛而亡者。是以书称无逸诗咏邠风，周之所以过其历也。夫金世宗述祖业之艰难，示继绳之不易，叮咛反覆，一再叹惋，使数百年下有志永命之君为之感泣。及继世之孙，不数年而遂易汉服，又不数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怀哉！[34]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作七言古诗《御制护国寺诗》：“……道同岂必系衣冠，雀弁黄收异周夏。北魏金辽率殷鉴，谬云复古罪无赦。当年爕理责难辞，翁而有知首肯谢。”学者在乾隆敕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注解此诗时批评前代易汉服为“忘本弃旧”：“北魏、金、辽及有元皆易汉衣冠者也，不一二世而陵夷衰微，盖忘本弃旧，徒尚虚文，虽复古何益耶？”[35]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乾隆阅览《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告诫群臣勿得效汉衣冠的训令，表示“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并下命令在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和八旗教场立训守冠服骑射碑，镌刻皇太极保持满洲服饰传统的祖训，以“俾我后世子孙，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36]

 

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湖南武闱技勇考试时有七十老翁刘震宇呈《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因“其内中有言朱注错谬、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尤为不经”，“妄生议论实属狂诞”，被审讯、黜革、杖一百，并交地方禁锢。署理湖南巡抚范时绶上奏后，乾隆显然对其处置不满，朱批“观其书乃知汝所办不知大义”。[37]到十一月，乾隆下谕指出刘震宇“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为狂诞”“訾议本朝服制，居心甚为悖逆”，斥责曾嘉奖刘震宇的巡抚塞楞额“丧心已极”，下令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范时绶则严加议处：

 

“调任湖南巡抚范时绶奏称，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呈送所著《治平新策》一书，求为进呈，讯据供称曾经前任江西巡抚塞楞额批示嘉奖，遂刻印售卖。其书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为狂诞，应照生员违制建白律黜革、杖责、解回原籍等语。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列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则其身遭重谴未必不由于此。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刘震宇既经解回江省，著鄂容安将该犯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销毁，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38]

 

“据湖南巡抚范时绶奏，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所著《治平新策》訾议本朝服制，居心甚为悖逆。已明降旨、将该犯解江西正法。著先行钞录寄鄂容安，一得此旨，即予施行，明旨迟一二日再发。看来江西一省士习民风，俱属薄恶，不可不加意整饬。范时绶新调该省，于转移风俗似非所能，可传谕鄂容安，令其留心化导。务令革薄从忠，一洗向来恶习，此亦地方大吏职分应办之事也。”[39]

 

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福建生员李冠春向巡抚投递条陈《济时十策》，其中“‘严颁服制裁抑骄奢’一条请改明季衣冠，甚属狂悖”“甚欲更改衣冠制度，尤为狂悖”[40]。十二月，地方官员奏报拟斩，乾隆批准并训戒军机大臣等，认为前巡抚陈宏谋未“严加戒饬治罪”而使该生员“益肆妄谈、毫无忌惮”，于是传旨对陈严行申饬：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钟音奏：“闻属仙游县生员李冠春拦舆具呈、投递济时十策，语多诞谬，而第六条妄议衣冠制度，尤为狂悖。当即拘拏研讯，照例定拟斩决。”谕军机大臣等：“据喀尔吉善、钟音奏，福建仙游县生员李冠春、拦舆献策词语狂悖、请旨即行正去一折，所办甚是。折内并称，讯据该犯于乾隆十七年曾经呈过陈巡抚。随将原稿搜出，并无服色河决诸说，与现在策本不同等语。是陈宏谋彼时不行举发，虽属隐忍，尚以其无甚谬逆之言起见，朕是以从宽姑免深究。然以陈宏谋之为人论之，即使当日见此谬逆，诸说亦未必不心存讳匿，或将置之不论也。生员上书言事，已干犯禁令。使陈宏谋早能严加戒饬治罪，该犯或因此知怕儆惧，不至益肆妄谈、毫无忌惮。《易》所谓‘小惩而大诫，小人之幸’。今该犯之自罹重辟皆陈宏谋之婉词批发，有以酿之耳。陈宏谋著传旨严行申饬。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将此一并谕令知之。”[41]

 

值得一提，陈宏谋“是清朝历史上担任巡抚时间最长、调任职次数最多的地方官员”、“是清朝地方官员的典范，尤其是被人们称为‘经世’治理风格的典范。”[42]但显然在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时，小心翼翼的陈宏谋差点触及乾隆的底线。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作《皇朝礼器图式序》指出，虽可依古制修改祭祀仪式，但衣冠却不在议改之列，要求子孙“以朕志为志”：

 

夫笾豆、簠簋，所以事神明也，前代以盌盘充数，朕则依古改之。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至矣㢤！圣人之恪守家法，防微杜渐如是，洵足为亿万祀之金鉴矣！[43]

 

该序文除随该书流传外，还被收录在由乾隆撰的《御制文集》[44]和敕令学者撰的《国朝宫史》[45]《皇朝文献通考》[46]等典籍中，用以警诫后世统治者。

 

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乾隆四十年（1775），

 

乾隆己卯，高宗谕曰：“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断不可任意妆饰。”此一事也。乙未又谕曰：“旗妇一耳带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节。朕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立行禁止。”[47]

 

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乾隆强调易服变俗关乎国运，要求大家体察其“思深计远”：

 

“我国家世敦淳朴之风所重，在乎习国书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前型，崇尚本务，以冀垂贻悠久。至于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知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鲜不可不知儆惕。朕前此御制皇朝礼器图序特畅申其旨，曾令阿哥等课诵迩来批阅通鉴辑览。于北魏金元诸朝，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无不谆切辨论，以资考鉴。将来书成时，亦必颁赐讲习，益当仰体朕之思深计远矣。”[48]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乾隆又指出“改衣冠”而至“国势浸弱”“甚可畏也”，要求子孙后代“毋为流言所惑”、不得改服：

 

“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论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其中。覆辙具在，甚可畏也。……溯其昭格之本要，在乎诚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规制。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推原其义，实天远而祖近。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将何以上祀天地？经言：‘仁人飨帝、孝子飨亲’。试问仁人孝子岂二人乎，不能飨亲，顾能飨帝乎？朕确然有见于此，是以不惮谆覆教戒，俾后世子孙知所法守，是创论、实格论也。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方为能享上帝之主，于以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实有厚望焉。”[49]

 

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乾隆作《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纪念“天子国学”辟雍完工，以满汉2种文字立碑于国子监。在文中乾隆担心后世“于一切衣冠典礼，皆欲效汉人之制”，为保满清统治基业，强调“其不可复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

 

“予惧之者，恐后之人执予复古之说，于一切衣冠典礼，皆欲效汉人之制，则予为得罪祖宗之人，匪教伊虐，甚虑不宜也。予之子孙臣庶，体予此心，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夫徒募复古之虚名，而致有忘祖宗之实失，非下愚而何？予不为也。予敬以是告子孙，以保我皇清万年之基也。”[50]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清军在安南战事中被阮惠打败，国王黎维祁败逃广西，乾隆欲改封阮惠（后改名阮光平）为王，因此清廷令黎氏剃发易服，使阮氏知其“断无回国之理”：

 

“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弃印潜逃，今姑宽其失守藩封之罪，安插桂林省城，酌给养赡，比于编氓。若听其仍旧蓄发，服用该国衣冠，与内地民人迥异，殊于体制未协。著传谕该督抚，即令黎维祁、并伊随从人等一体剃发，改用天朝服色。将来阮光显经过桂林时，与黎维祁会晤，见其业经剃发，服色改易，断无回国之理。并可令阮光显差人回国，寄知阮惠，俾得释其疑畏。”[51]

 

而到下一年（1790）二月，乾隆要求“内地蟒袍料，不可改作汉衣圆领”，又称安南“朕意其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因而此事足可表明：剃发易服仍是彻底归顺满清、作为满清臣民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月，在率队到京给乾隆祝寿前，此前打败清军的安南阮光平国王派人到北京、汉口等地购买“内地蟒袍”，而后“复呈寄式样，请织交龙蟒袍，以为朝宴之服”，乾隆一面欣喜于“外藩羡慕中华黼黻”，准备“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并当如阿哥服色赏给金黄蟒袍，用示优异”，一面又担心其“所言未明”及蟒袍式样“是否与天朝制度相仿”，[52]等到三月份进呈才发现那不过“系汉制圆领”，于是抱怨：“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只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此必系庸劣幕宾，拟写折稿时随手填砌成文。……思之殊增烦懑。”[53]最终在七月的承德万寿节上，安南国王为“一时权着”请求改穿满清服饰来祝寿，以讨好乾隆，但这一行为让仍穿着汉式衣冠的朝鲜、琉球使臣感到诧异、鄙夷和愤怒，例如朝鲜柳得恭讽刺说“三姓如今都冷了，阮家新着满洲衣”。这表明当时“易服色”仍是令满、汉及朝鲜、安南、琉球等各方冲突纠缠之事，表明相对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中国”“政治中国”在东亚各国烙下了深刻印象。[54]

 

还需指出，曾嘉奖刘震宇的满洲大臣塞楞额等因于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死后触犯“百日方可剃发”[55]的满洲旧俗，被贯彻“法祖”思想的乾隆赐死。[56]不过到了47年后的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已84岁的乾隆忧虑于满洲子弟汉习日益严重的情势，认为守孝三年不剃发“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担心有人因此“怂恿改服制”，于是又向皇太子（即嘉庆）、皇子、军机大臣等重申北魏、辽、金、元的亡国教训，强调“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

 

“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剃发。’设三年之久不剃，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剃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蓄发三年，又与改装汉人何异？且必有因此而怂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两朝共阅百二十余年之久，……较之北魏、辽、金、元、轻改服色，转不克享天心，未数传而不祀者，得失岂不彰明较著哉。若后世无识之徒，复有循古衣冠之议者，即可执此谕以破其迷。”[57]

 

其实乾隆的这两种不同做法并不矛盾，都是为了维护满洲风俗和部族狭隘利益，而采取了禁止汉化这一违逆民族融合与团结之趋势的举措，才表现出前后冲突。

 

6）嘉庆嘉庆帝同样恪守满洲祖训：“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58]，“旗人原以学习清语骑射为本”，[59]“祖训勿改衣冠骑射”[60]。嘉庆九年（1804）二月他在阅览乾隆朝实录“改易衣冠、变更旧俗不可不知儆惕”时，重申“国语骑射，尤当勤加肄习”的思想：

 

“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乾隆三十一年实录：‘……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矧以虚名相尚耶？我国家世敦淳朴，所重在乎习国书、学骑射，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设使相习成风，其弊必至令羽林侍卫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不可不知儆惕等因。钦此。’仰见我皇考崇实黜华、敦本贻谋至意。自奉皇考训谕以后，咸各凛遵弗忘。……而圣训昭垂，意至深远，所当敬谨申明，俾知法守。……惟当讲明正学，以涵养德性、通达事理为务。至词章之学，本属末节，况我朝家法相传，国语骑射，尤当勤加肄习。若竟以风雅自命，与文人学士争长，是舍其本而务其末，非蒙以养正之意也。著将此旨实贴上书房，俾皇子等提撕警觉，用仰副皇考及朕谆谆垂训之意。”[61]

 

虽嘉庆训令有禁止缠足、崇尚俭朴的积极因素，如嘉庆九年二月满洲镶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19人缠足，嘉庆谕称：

 

“该旗汉军秀女竟有缠足者，甚属错谬。……著通谕八旗汉军：各遵定制，勿得任意改装。……再此次挑选秀女，衣袖宽大竟如汉人装饰，竞尚奢华，所系甚重。著交该旗严行晓示禁止，务以黜华崇俭为要。”[62]

 

但更多的是出于极力避免满洲被汉化融合的狭隘心态，如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谕内阁时重申皇太极和乾隆的训诫，再有效汉宽衣袖、裹足者除治罪“秀女父兄”外，更要将都统章京等官员革职，不可谓不严厉：

 

“我朝服饰，自定鼎以来，列祖钦定。从前太宗文皇帝训诫令后世子孙衣冠仪制，永遵勿替；皇考高宗纯皇帝重申训谕，刻石建于箭亭，垂示久远。圣谕煌煌，实有深意，自宜永远奉行。傥年久沾染汉人习气，妄改服饰，殊有关系。男子尚易约束，至妇女等深居闰阃，其服饰自难查察。著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留心严查。傥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汉军秀女内仍有裹足者，一经查出，即将其父兄指名参奏治罪，毋得瞻徇。傥经训谕之后，仍因循从事下届挑选秀女，经朕看出，或有人参奏，除将该秀女父兄治罪外，必将该旗都统章京等革职，断不轻宥。著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务使家谕户晓，实力奉行。”[63]

 

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建议八旗从事纺织以缓旗民生计问题，而八旗都统认为“事多窒碍”，嘉庆则召见诸皇子和军机大臣，斥罗“竟欲更我旧俗”、革其御史之职，并要求旗装效仿汉人之风“断不可长”：

 

“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即如朕三年一次阅选秀女，其寒素之家，衣服当仍俭朴，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此风断不可长！现在宫中衣服，悉依国初旧制，乃旗人风气。日就华靡，甚属非是，各王公大臣之家，皆当为敦旧俗，倡挽时趋，不能齐家，焉能治国。……罗家彦此折，若出于满洲御史，必当重责四十板，发往伊犁。姑念该御史系属汉人，罔识国家规制，但他识见如此，竟欲更我旧俗，岂能复胜宫官之任？著革退御史职务，仍回原衙门以编修用。”[64]

 

 

[1]竺小恩：《论清代满、汉服饰文化关系》，《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卷115，中华书局1985年，第2704页

[3]参考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周天：《中国服饰简史》，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0-92页

[4]《金史》卷43，中华书局2000年，第649页

[5]（金）佚名：《大金弔伐录》卷3、第74页，《丛书集成初编》第3904册，商务印书馆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

[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中华书局1956年，第560页

[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4页

[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1页

[9]《宋史》卷449·郭靖，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30页

[10]（金）刘昂：《上平西·泰和南征作》，（金）刘祁：《归潜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第71页

[11]参考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12]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44页

[13]（清）谈迁：《北游录》·记闻下，中华书局1960年，第389页

[14]（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服饰类，中华书局1984年，第6146页

[15]《清太宗实录》卷32，《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04页；《清高宗实录》卷411，《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79-380页

[16]《清史稿》第2册卷3，中华书局1976年，第60页

[17]《清史稿》第11册卷103，中华书局1976年，第3033页

[18]《清史稿》第31册卷225，中华书局1976年，第9187页

[19]第一档案馆《顺治二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引自顾诚：《南明史》第6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55-156页。清实录中有所删改。

[20]《清世祖实录》卷21，《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85-186页；章开沅主编：《清通鉴》·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岳麓书社2000年，第101页

[21]《清世祖实录》卷28，《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37页

[22]《清世祖实录》卷54，《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3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388页

[23]《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列款上闻残本，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533-534页

[24]《清世祖实录》卷78，《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19页

[25]《清世祖实录》卷82，《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40页

[26]《清史稿》第32册卷245，中华书局1977年，第9635页

[27]（清）谈迁：《北游录》·记闻下，中华书局1960年，第391页

[28]《清圣祖实录》卷25，《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46页

[29]《清圣祖实录》卷111，《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页

[30]《清圣祖实录》卷115，《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1页

[31]《清圣祖实录》卷140，《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33页

[32]（清）《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中华书局1984年，第1639页

[33]（清）雍正：《大义觉迷录》•问曾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11-216页

[34]（清）乾隆：《金世宗论》，《御制文二集》卷3页5-6，《四库全书》版，http://archive.org/stream/06043262.cn#page/n10

[35]（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第2册卷5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47页；（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53页8-9，《四库全书》版，http://archive.org/stream/06047279.cn#page/n70

[36]《清高宗实录》卷411，《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79-381页

[37]《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刘震宇治平新策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8-29页

[38]《清高宗实录》卷450，《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66页；《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刘震宇治平新策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39]《清高宗实录》卷450，《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66-867页

[40]《清代文字狱档》补辑·李冠春献策被诛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005页

[41]《清高宗实录》卷478，《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5-1176页；《清代文字狱档》补辑·李冠春献策被诛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005-1006页

[42]【美】罗威廉著，陈乃宜、李兴华、胡玲等译：《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精英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43]（清）乾隆：《皇朝礼器图式序》，（清）允禄等奉敕撰：《钦定皇朝礼器图式》，《四库全书荟要》版，http://archive.org/stream/06073191.cn#page/n4

[44]（清）乾隆：《御制文初集》卷12页8，《四库全书》版，http://archive.org/stream/06078829.cn#page/n156

[45]（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卷2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4页

[46]（清）《皇朝文献通考》卷141页2、《四库全书》版，http://archive.org/stream/06051526.cn#page/n86；（清）《皇朝文献通考》卷222页30，《四库全书》版，http://archive.org/stream/06051574.cn#page/n60

[47]（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服饰类，中华书局1984年，第6146-6147页

[48]《清高宗实录》卷760，《清实录》第1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67页

[49]《清高宗实录》卷919，《清实录》第2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321页；（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卷2，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10页

[50]《清高宗实录》卷1224，《清实录》第2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09页

[51]《清高宗实录》卷1328，《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81页

[52]《清高宗实录》卷1349，《清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0-61页

[53]《清高宗实录》卷1351，《清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3页

[54]参考葛兆光：《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2期

[55]“如遇有服制，百日之内，例不剃发”，见：《清高宗实录》卷1489，《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26页；“遇国恤，诸臣当于百日后剃发”，见：《清史稿》第36册卷338，中华书局1976年，第11057页

[56]《清高宗实录》卷324，《清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44-345页；《清史稿》第36册卷338，中华书局1976年，第11058页

[57]《清高宗实录》卷1489，《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26-927页

[58]《清仁宗实录》卷64，《清实录》第2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51页

[59]《清仁宗实录》卷100，《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45页

[60]《清仁宗实录》卷321，《清实录》第3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

[61]《清仁宗实录》卷126，《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97页

[62]《清仁宗实录》卷126，《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98页

[63]《清仁宗实录》卷160，《清实录》第3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5-76页

[64]《清仁宗实录》卷324，《清实录》第3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