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大明王朝的最后77年

摘要：白银中毒：大明王朝的最后77年。

“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皇帝（陈宝国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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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有一个著名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限制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明朝政府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政府与商人、社会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比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赤裸裸地从老百姓手上抢劫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参考文献：

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