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重回5000年前的江南: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
摘要: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距今已有5300-4300年历史。
遗址出土的墓葬中,不仅有成套的珍贵玉礼器,还有生活所用的普通陶器,鲜活地重现了他们的日常:通过陶鼎烹煮食物,通过甗炊蒸干食,通过尊储存食物,用豆、盘盛放肉类或者其他食品,用鬶温水(酒),用陶杯饮水(酒)等。但奇怪的是,这些陶器大部分都是单件的,而非成双的。这些餐饮用具的体量反映的是分食的生活场景,显然跟我们常规的合食制不尽相同。
那良渚人为什么没有采用合食制呢?
据专家考证,其实在唐代之前,中国人用餐皆是分食制,即用餐时“一人一份”。《史记》载鸿门宴云:“项王、项伯东向坐。亚夫南向坐,亚夫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段充满方位感的描述,无疑为我们展现了汉代宴会分食的画面。
在原始氏族社会,由于氏族食物由氏族成员共同拥有,故按人数进行分配。所以,良渚的贵族阶层采取分食制也不难理解了。至于那些手工业者,每天都有无数的物料沿着四通八达的河道出入王城,父子、夫妻为了更好地养家,需要分工去各地运货。于是,类似今天便当的干粮、快餐逐渐占据他们的饮食市场,回家合食反而没那么方便,也没那么必要了。
行篇:竹如流水舟如龙
交通工具之谜
在我国古代,统治阶层的出行阵仗之庞大,器具之繁杂,都令人目不暇接。陆地交通工具,以皇帝举行大型祭祀时使用的辂车为典型——高大宽敞,有如房屋,并以金银玉器装饰;车轮直径也很高,显得坐在车上的皇帝气派不凡;辂车前面配备许多马夫随行。有马夫必有好马,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虽然速度难以有质的飞跃,畜力的质量还是有提升余地的,例如汗血宝马就是汉家皇室的孜孜追求。在水上交通工具方面,皇帝专船有刻画成龙形的巨型龙舟,也有金碧辉煌的画舫,舟上建有巍峨的楼阁,舟身精雕细镂,彩绘金饰。

已知的考古资料显示,良渚有九座城门,八座由水门构成。不难推测,居民日常往来以水上交通为主。确实,经考古发掘证实,良渚人的常用交通工具,有用单根树干挖成的独木舟,以及用竹材捆扎而成的竹排。余杭南湖遗址曾发现覆盖在良渚文化土层上的马桥文化阶段的竹筏,长280厘米,宽60厘米,由5道竹篾编缀而成。为这些竹制交通工具提供推力的,既有简单的竹撑杆,也有制作精细的木船浆。而这两者也均被发现于良渚王城遗址区的河道中,从而证实了良渚先民划船来往的往事。不过,这几样水上交通工具的制作过程不复杂,只需要将多根竹子捆扎成一排即可做成竹排,将一根木板略作凿削即可制成船桨。这些交通工具,供平民使用也许合适,但如果贵族阶层也以此出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码头设置之谜
凡在水运发达的地区,码头是必不可少的设施。民国时期,杭州的主要物流、客流途径都是水运,万安桥和菜市桥等地就设置了城内码头,湖墅、大关、拱宸桥几处则设置了城外码头。因为只有城内外码头相互配合,河网密布的杭州城中,船只来往才能高效便捷。
杭州城南的江干码头和城北的湖墅码头曾是大运河杭州段货物和人员最重要的转运地交易点之一。唐宋以来,随着运河航运的不断发展,杭城南北各自形成了码头群,尤其是城外的码头地区,一派繁盛,风光无两。

在良渚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位于城内的水上码头:在沿岸的木桩为埠头桩基,主要发挥加固岸基的作用;外伸的木桩为栈桥桩基,个体较大,通常呈丛状等距分布,向水面延伸。在木桩上,铺设木板供人行走。而在码头下面的堆积层中,有数量众多的陶器碎片、生活垃圾等,说明曾经使用频繁,使用者众多。而且,良渚的几种码头之间,已经出现了人为的工艺水平的差别。普通聚落的码头,护岸处理方式比较简单,主要依托木桩楔入水中加固,使用的木桩尺寸不大,地基也没有经过特殊加固处理。而在宫殿区附近水岸发现的码头,工艺处理方式要复杂许多:在草裹泥堆筑层的底部并排铺垫有三个竹片,竹片均由细竹子编织而成,编织方式也稍有不同。竹片编织物两边及中间有垂直楔入的木桩组成的木构遗迹,木桩底部削尖插入原河道淤积土中,甚至在木桩顶部还有榫卯结构,制作相当考究。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至今为止,良渚城外一直没发现有码头遗址存在,难道当时城外不需要码头?
对此,有专家这样认为:良渚王城东边钟家港沿河两岸分布着木材、玉、漆器等加工作坊。这些作坊使用的物料有显著的区别,对码头的形态、地点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运输长达20米的大木头,需要很大的船只或者竹筏,在城内河道中周转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如果当时还有运输诸如漆器、陶器的船只因为调度不成而狭路相逢,就可能堵塞水道。除了日常运输物料之外,良渚城内居民众多,日常生活用度很大,与外界的交流往来也十分频繁,所以城外必须有码头做接应。只是限于如今考古发掘的条件,人们透过千年时光的堆积,一层一层地发掘地下空间,尚且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也等于说,还没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存在。

门禁管理之谜
据《梦粱录》卷七《杭州》描述,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城,其城墙的防御功能显著加强:四面重新修缮的城墙高达三丈,厚约丈余,城墙外还有宽阔的护城河。宋时一丈约合现在三米,由此看来,当时的临安城城墙高达九米,宽约三米。城四周开有旱门十三座,水门五座,而且水门皆平屋,旱门皆造楼阁。其水门不仅数量比旱门少,而且有的还比较隐蔽,甚至不通船只。因为从实用性来看,水门主要是便于水路交通,很难起到防御外人自由出入的功能。
根据目前考古结论显示,当时良渚王城有九座城门,其中八座是水城门,只有一座旱门。倘若良渚王城需要有序运转,九座城门的启闭,不是几个门卫就可以轻松胜任的:管理陆城门的启闭也就算了,八座水城门的启闭却十分繁琐,设置水栅也未必能将水下的空隙堵严实,这样很难保证城内的安全稳定。既然如此,那良渚王城设立那么多水门,该如何管理行人的出入呢?

现代画:漕运水城门
有研究人员就此推断,良渚彼时可能并未有“城内人”和“外人”的区分意识。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建立于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曾实行“五家为一保,十保相连,一人犯罪,十保连坐”的制度,也是后来的保甲制度的雏形。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户籍制度。而当时良渚王城的城墙两面坡度低缓,顶部宽阔,视野开阔,很容易让人攀登翻越,没有看出城内人将外人排斥在外的意图,这也说明良渚先民还没建立禁止行人自由出入的制度。更有专家大胆地推测,当时的城墙与水门相结合,极有可能就是仓储转运场所。连城墙都如此,城门自然更不会考虑防御了。
文 | 卢英振 查尔琳
策划 | 卢江良 舒靓芫
摄影 | 吕柏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