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傳統──交窬裁剪的裙子
摘要:交窬,是一種剪裁方式。
絲博所藏曲水如意雲綢夾裙,應是從宋代兩片裙演化到明代馬面裙的中途產物。扣除掉打褶部位,裙子裁片可以看見用運了直角梯形拼接方式。而這種兩片裙過渡到馬面裙的裙式,在容像中也有呈現。

明代馬面裙是否使用到交窬裁剪,由於裙子打褶難以判斷。其實梯形剪裁的運用,在褶子較少的裙裝中有較多的運用,以便配合腰臀差距,形成上窄下寬的效果。而近代裙裝發展進入褶多的狀態時,腰臀差距已能透過打褶調節,裙子型態可以透過喇叭褶或是平行褶做出不同效果,交窬裁剪的使用自然減少,都是合理的發展。
研習吧吧友鼠妖表示,他接觸過的文物是以方布打褶居多。但是在文獻中,確實有些跡象呈現,可能有梯型剪裁的存在。朱舜水《談綺》書中提到明制裳:「有十二幅者、有六幅者。十二幅裳,左右各一聯,每聯兩端用全幅,中間四幅各用半幅,做兩聯,通為十二幅,前後有馬面。」全幅布做馬面可以理解,然而中間四幅各用半幅,如果都是方布拼接,做出來的效果就是兩個全幅,那又何必裁為四片然後拼接?按常理推論,這四片的剪裁方式必然不同於長方形,很有可能是梯形剪裁,才需要用到四個半幅。
關於十二幅裙的文物,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具會〈四川新都縣發現明代軟體屍墓〉一文中有提及(無圖),此墓年代約為嘉靖前後。嘉靖前後裙裝約4.2米至4.8米襬,可推測十二幅裙並非為了大襬,而是剪裁需求而出現的。
8、清代漢女的闌干裙
清代漢女有人覺得不應列入漢服體系討論,然為了敘述交窬裁剪在裙裝上運用的完整性,則不能不提到清代的闌干裙。
丁奕涵《晚清民初馬面裙的製作工藝研究》中云:「闌干裙兩脅處由若干梯形裁片同向縫合而成,並以深色緞邊鑲於縫合處,在平整的裙面上形成一條條闌干,裙的前後外裙門邊緣及裙下擺處也鑲有同色緞邊。有的闌干裙仍遵循明代形制,於兩脅處打大褶,褶子以每脅中線為中心,左右對稱向中間捏褶。有的闌干裙則不再於腰頭處打褶。[22]這種製作法是乃是延續明代裙裝而來,同樣的主張在祁姿妤的《清代馬面裙形制研究》也有提及:「因為裙幅的紗向時垂直於裙邊的,也就是說清朝的漢族女裙承襲了明代女裙的製作方法並裁剪變化加上闌干。」[23]
丁奕涵的論文中還根據實物繪製了闌干裙結構,其云:「通過測量尺寸和觀察分析可知,此聯裙左右兩側裙門為矩形,裙長 82cm,前部外馬面寬 27.5cm,後部內馬面寬 15.5cm;且紗線方向垂直於底邊,與中線重合。裙脅為十幅梯形裁片同向依次拼合而成。每片梯形裁片的上底寬 2.2cm,下底寬 6cm;紗線方向與相鄰一側的闌干邊平行。需要說明的是,在此裙片中,左邊五片裁片的紗線方向與各裁片右鄰的闌干邊平行,右邊五片裁片與左鄰的闌干邊平行。因此,筆者推測,此裙裁剪排料時,可能為圖 30 所示:側裙片的梯形裁片間隔倒置,使面料整體呈一矩形,最大限度地利用材料,這種排料方法也符合中國傳統服裝製作的『節約』原則。」論文中所繪製的裁剪排料圖,其實就是所謂的交窬裁剪,除卻裙門以長方形構成,其於均用直角梯形拼接而成。友人鼠妖所藏的闌干裙裁片,正恰好是直角梯形,也應證了這個主張。


左為丁奕涵論文所引文物,右為私人所藏欄杆裙裁片
結語 從文物現象看來,交窬裁剪的裙子從先秦至清代,都是存在的,差異只是在於運用的多寡。褶多的裙裝運用得少些,褶少的裙裝免不了運用交窬裁剪。
我們在製作漢服裙子的時候,也應該考慮到這一個傳統的製作方式。有些裁縫因為不習慣直角梯形的拼接,而反映過製作上的困難。然而在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只是因為大家不習慣這樣的剪裁方式,車縫時掌握不好力度才會認為製作上有困難。一旦熟練,掌握了車縫的力度,其實並沒有一開始存在的問題。
自從0.5版推出以後,有質疑、也有商家、手作黨跟著實踐,然而隨著報告、文物的發現,多方補足了0.5版不足的部分,更證明了這個主張的正確。包括學者書寫關於交窬裁剪的學術論文、以及寧靖王夫人鞠衣的結構公布、阿斯塔那出土絹裙等都是新加入的材料,供大家參考。
[1]六篇論文分別是:劉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淺談上古服裝的斜裁法〉、
劉麗〈北大藏秦簡制衣簡介〉、劉麗〈北大藏秦簡《制衣》釋文注釋〉、彭浩、張玲〈北京大學藏秦代簡牘制衣的裙與袴〉、陳果、劉瑞璞〈秦簡交窬「敬物尚儉」思想和現代時尚「低碳」理念〉、陳果、劉瑞璞〈秦簡交窬裁剪演算法與藏袍古制結構〉。
[2] 彭浩、張玲〈北京大學藏秦代簡牘制衣的裙與袴〉,《文物》,2016年 第9期,頁73-87。
[3] 劉麗〈北大藏秦簡制衣簡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43-48。
[4] 同註2。
[5] 陳果、劉瑞璞〈秦簡交窬裁剪演算法與藏袍古制結構〉,《紡織學報》2017年第4期,頁109-114。
[6]如《黃帝內經.素問》曰:「俞氣化薄」而「俞」字在《黃帝內經.太素》則作「輸」,日人森立之《素問考注》曰:「案:『俞』即『輸』字省文,《素問》作『俞』者,《太素》皆作『輸』,《靈樞》有本輸篇,《醫心方》引《黃帝明堂經》、《扁鵲針灸經》共作『輸」,並可以徵矣。《醫心方》又引華他(佗)《針灸經》作『窬』。『窬』即輸之去車從穴者,而經穴所注之處,故從穴。」
[7]劉麗〈北大藏秦簡《制衣》釋文注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頁57-62。
[8] 唐初傅奕,據北齊時項羽妾墓出土的項羽妾本,和幾種流傳版本,參合校訂,人稱「傅奕本」。
[9] 劉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淺談上古服裝的斜裁法〉,《出土文獻研究》第十四輯,頁140-153。
[10] 黃能馥、陳娟娟《中國服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2版,頁56-57。
[11] 彭浩《楚人的紡織與服飾》,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版,頁165-166。
[12]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頁69。
[13]趙豐、王輝、萬芳〈甘肅花海畢家灘26號墓出土的絲綢服飾〉,《西北風格——漢晉織物》,香港:藝紗堂∕服飾出版,2008年,頁94-113。
[14] 萬芳〈考古所見晉唐時期間裙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頁90-95。
[15] 黃能馥、陳娟娟《中國服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2版,頁256。
[16] 王麗梅、陳玉珍、徐東良,〈阿斯塔那古墓379號墓葬出土絹裙保護修復報告〉《吐魯番古代紡織品的保護與修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初版,頁92-98。
[17] 高春明、周汛《中國歷代婦女妝飾》,上海:學林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聯合出版,1988年10月,頁244。
[18] 唐.馮贄,《南部煙花記》,《筆記小說大觀》38 編2 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頁213。轉引自楊雅琪《從全唐詩看唐代婦女服飾》,(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28。又《事務紀原》等類書,均有相同記載。
[19] 楊雅琪《從全唐詩看唐代婦女服飾》,(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28
[20] 武敏在〈吐魯番考古資料所見唐代婦女時妝〉提到:「絳色印花紗裙,由寬20-30釐米面料六幅,拼接成上窄下寬之六破喇叭口形筒式裙。復原裙長120,腰圍114,底襬17釐米。同墓開出唐開元三年紀年文物。」此處裁片數等於破數。《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頁62-75。
[2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阿斯塔那第十一次發掘簡報〉(1973年)中,提到了兩件裙子:「絳色百褶絹長裙,73TAM214:164。裙片上寬3、下寬11釐米,共22片,裙腰兩端綴深藍色帶。復原裙長130釐米,腰圍約66釐米,底襬長242釐米。熟褐色龜甲紋綺長裙,73TAM208:22。用12塊面料拼縫成筒式長裙,單片上寬6、下寬12釐米。復原裙通長100、腰圍72,裙襬長180釐米。面料織造粗劣,縫製粗糙,無包邊、裙腰,推測為冥衣。」但是在報告中,卻又說:「保存比較完整的是木身俑所著長裙,有六破、八破式喇叭口形筒裙。」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頁168-214。
[22] 丁奕涵《晚清民初馬面裙的製作工藝研究——以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館藏馬面裙為例》,北京服裝學院碩士論文,2013年12月,頁10。
[23] 祁姿妤《清代馬面裙形制研究——以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藏品為例》,北京服裝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12月,頁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