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引领古代的时尚？

摘要：一股时尚风暴的掀起，往往有顶尖设计师和时尚潮人在带动。而在古代，这样的潮人也存在于不同的群落之中。

期掩盖、模糊甚至是提升自己原本的阶层属性。比如汉代初期，为了限制商人，朝廷甚至规定他们连两只鞋都必须穿不同的颜色。但也就几十年，汉代从初期的草创进入财富积累的阶段后，抬起头的商人迅猛的跨越了所有界限，穿得跟朝堂上的大人们一般无二。而这一现象在明朝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中后期尤为突显。这一时期，商人崛起，士人的地位受到挑战，于是整个社会的服饰时尚，就有了两股动力纠缠在一起发力，一面是商人的步步进攻，一面是士人的节节退守。

苏样来袭

左页图是清初套色版画中的苏州妇女，其身上所着服饰正是当时时新的苏样。花朵图案缀满衣料，刺绣繁密而精致，穿在身上，仿佛把江南春天最美的景致都带上了身。右图则是紫禁城清宫妃子的宫廷氅衣，其刺绣、纹样都受到苏样的影响。当时的苏州是中国服饰的时尚之都，连皇宫都要追随苏杭一带的时尚风气。

当时发达的江南地区，商人是时尚的最大买家，他们极热衷于各种新鲜面料、新奇式样。在晚明，苏州的商人形象往往是这样的：着高冠，着一双浅履，穿着宽松素雅的道袍，看似清雅简洁，却是本地最上乘的织品，并以举国最精巧的手艺制成；而在扬州，盐商势众，盐商和他们的家眷则是当地时尚的引领者。商人凭借着财富而上位，其地位之优越几乎凌驾到了下层士人之上；凭借着财富和富贵给予的熏陶，商人居然也有了艺术的品味和着装的风度。

面对商人的“步步僭越”，士人缙绅们只得另寻出路。受挤压最严重的中下层，对创造新风尚尤其热衷，许多新的式样都出自他们手中，许多新的头巾式样被推出来，然后立即引起社会上纷纷模仿，于是再创新的。有时是极高的冠，有时是极低的巾，又或者不及尺的袖子，又或者长得拖到地上的袖子……当时的下层士人，一面受购买力所限，一面又不甘与“小人”为伍，于是但凡能做出改动的，能与普通人相区别的办法，几乎都要一一做到，他们一改，旁人也跟着改，于是他们再改……只见巾冠、衣袂、下摆等等忽长忽短，如同在做躲猫猫的游戏。

台湾学者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对此有评论：“看来晚明流行时装的出现，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不断地被追逐与翻新。现象的背后则是各个社会阶层为追求身份地位，而互相竞争。故而流行服饰与流行时尚从另个角度来说，就是社会竞争下的产物。”

贩夫走卒的短裤到文人名士的风度

普通的平民，身份比妓女、“戏子”和“奸商”要高些，但在服饰史上的表现，却黯淡得多，沉默得多。

大众如同他们在史籍里的面目，模糊而缺乏光彩色泽，他们常常穿着深浅不一的各种麻本色，底层百姓出于生活劳作所需，以及经济所限，普遍是“短打扮”，注重实际，尽量节省布料，便于修补，重复使用……

“职位低下的小公务员、平民、商人、杂技艺人，宋初平时都一律只许穿黑白二色，不能随便着杂彩丝绸，这种情形在北宋一代似未大变。”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如是道。

如此单调黯淡的世界，似乎与“时尚”二字绝缘了。然而古时的服饰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包容和兼美，它也会向下去寻找灵感，所以百姓的头巾成了名士的雅好，而一条说不清道不明的内衣裤——犊鼻裈，也在中国的服饰史上留名千古。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叫《田七郎》，主角田七郎就是穿着大名鼎鼎的犊鼻裈，完成了舍生取义的大业。

内裤外穿

这是元赵孟頫的《浴马图》，此图中有骏马数匹，马倌九人，梧桐绿柳，与溪水相映成趣。值得注意的是，马倌身上的内裤或许就是大名鼎鼎的犊鼻裈。犊鼻裈属于内衣裤，一般只有老百姓在劳作时才会把它直接穿到外面，从而成为贩夫走卒的“时尚”。然而因其方便和特殊的寓意，有时也会受到士人和官员的青睐。

田七郎是个笃实侠义之人，虽身处“低贱”，但受人恩义却能为人豁出性命。田七郎一出场，聊斋先生先好好描述了一番形貌，尤其是点出一条皂色犊鼻裈。只这一条裤子，读者即已然知道田七郎是何等出身和处境。他是个居于乡野间的猎户，以打猎和收拾皮毛为生。

犊鼻裈是何物？很遗憾，如同历史本身，众说纷云。有人认为是一条七分裤，有人认为是一条短围裙，有人认为是一条三角裤，有人认为是一块兜裆布；有人说没有裤管，有人说裤管在小腿上下；有人说没有档，有人说档很大……

但无论怎样，通常来说，属于内衣裤，可穿在裳或袴的里面，时称“裤头”，即只有裤子的上头，没有下头。而只有底层老百姓劳作时才会把裈直接穿到外面，渐成为一种属于百姓穿着的“短打扮”。

不过这样一种“短打扮”，偶然也会出现在落魄的士人身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大小姐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私奔，两人当垆卖酒时，“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佣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司马相如穿着短裤，与一群干活的仆人杂役混在一起，在市面上卖酒洗碗，这简直就是颜面扫地，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为此羞得连门也不敢出，即便仍旧在为女儿私奔气得头顶冒烟，也不得不出面予以接济，以免女婿继续“丢人现眼”。

如果说司马相如穿犊鼻裈是生计所迫。那么接下来出场这位，则是刻意为之了。

《世说新语·任诞》讲了一个故事：“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阮仲容看不上同族里富贵之家以晒奢华之服来炫富，便故意扯出一条“大布犊鼻裈”，缠绕一条犊鼻裈大概需要两三米布，想想这样几米长的布在七月七的阳光下迎风招展于路之南侧，对仗着路北的“纱罗锦绮”，也是醉了……

后来，无论是正史、笔记、传奇，犊鼻裈，这几尺布缠绕而成的服饰，竟成了一种隐喻，不仅标示着身份，也形成名利世界的张力，可用它来制衡关系，可用它来批评俗世，可用它来讽刺人性……它从最初的劳动者的“工作服”，逐渐为标新立异的名士所借用，最后又逐渐的，为社会各层所接受。

于是这平民百姓上不得台面的打扮，也最终扬名在时尚史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