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引领古代的时尚？

摘要：一股时尚风暴的掀起，往往有顶尖设计师和时尚潮人在带动。而在古代，这样的潮人也存在于不同的群落之中。

哪个人，应该说，是一群人，是一群在盛唐过后继续美艳着的贵族女子们。不过，这群人今天只能在晚唐的仕女图上看到了。她们的身影出现在《唐敦煌壁画乐延环夫人行香图》、《簪花仕女图》、《宫乐图》……

透过一幅幅画卷，我们可以在脑海中综合出这样一幅画面——盛唐的好时光已过，晚春时节，宫廷中的牡丹和玉兰却开得正好。宫中的女子正在赏花和游玩，她们雍容于花丛中，大袖宽裙，薄如蝉翼的纱衣，在晚霞的光彩衬托下泛着淡淡的光，长长的拖在身后，两袖皆有四尺多长，重重叠叠的华丽织物色泽如此鲜亮，裙摆堆积出的皱褶格外的好看，高高的发髻上，一支碗口大的粉色重瓣牡丹，似乎正要垂下泪来……好一派春光正烂的画卷。

安史之乱后，胡服受到谴责，胡风渐渐退去。唐代女子的服饰，以天宝为分界，天宝前，是贴体合身的翻领小袖或男式圆领衫子、卷边小口、红白条纹波斯裤、靴子；天宝后，官服转成常服，贵族妇女衣裙渐渐阔大广博：衣袖四尺，衣服拖地四五寸，并越来越袒露，高髻越梳越高，各种头饰缀满发髻，袒露与宽博的装束一路风行，直至五代和北宋。

尽管宽博装束费衣费料，过于奢侈，但宫廷仕女和贵妇热衷，其他妇女也必定就多有仿效，于是宫廷的男主人——帝王和他的得力助手们，又急忙去扑灭这场从后庭燃起的时尚之火。

倡导节俭的文宗把他的女儿从宫廷宴会上赶了回去，因为延安公主的衣裾超乎寻常的宽大，驸马也跟着被罚了俸禄；宰相李德裕也在地方上下令妇人把四尺的衣袖都改回一尺五，裙子曳地四五寸的减去三寸……可是这些限制，惹得怨气冲天，最后是不了了之，晚唐仕女的衣衫一路宽博，雍容华贵，炫丽得不似人间，离现实经济的考虑越去越远，于是这种宫廷对实际生活的远离，也成为后世道德家批判的要害：在一种壮美的虚幻中，潜伏于王朝各处的危机，被重重奢靡的织物遮挡消弭在统治者的视线之外去了。

潮人中的内涵派

除了褒博之风，大唐贵妇们还引领过袒露之风，不仅惊艳了一个时代，而且至今仍被人们无限畅想着。比如热播剧《武媚娘传奇》，就因袒露服颇受争议，引发口水仗无数。

不过这恐怕是今人大惊小怪了。其实早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就已经在上层男性的群体里，大大的刮了一阵服饰袒露的龙卷风。其盛况之空前，以致于保守些的上层人物不得不写出《难袒服论》这样的檄文来进行斗争。

这次风潮的引领者是魏晋名士，比如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中就有他们着装风格的许多记载：阮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头散发，宽衣大袖，袒胸箕踞；而五短身材、容貌丑陋的刘伶在家中喝酒时，更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客人们来访也毫不回避，真正做到了“坦然相见”……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竟引来追随效仿者无数。士人谢遏、王澄等人就模仿竹林七贤，散首披发、裸袒箕踞，因此博得了“八达”的名号。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魏晋画像砖中一窥那宽衣大袖、甩手无边、随意裸袒的名士风范。

飘逸出尘的风格，还得依托具体的服饰形式来体现，其中之一便是衫。衫是汉魏之际新出现的一种服饰，与交领的袍不一样，它以对襟为主，而且袖口非常宽敞。每到夏日，对襟的衫只用带子系着，甚至不系带子，任它自然敞开。如果是交领式大襟的袍，便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种着装风格，有人把它与印度佛教联系在一起，有人归因于服食五石散后的生理需要，但这般的飘然超尘、自由无拘，毋宁说是与魏晋名士蔑视名教、崇尚自然的哲学观一脉相承。

魏晋之后，宋代文人的风尚创造、晚明士人的奇装异服等等，也曾在中国服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无论哪一笔，往往都饶有深意。比如明代风靡一时的“程子衣”和“阳明衣”，就是以两位理学大师的名字命名的。“程子衣”相传是宋代大儒程颐生前常穿的服装，大襟宽袖,衣长过膝。而“阳明衣”则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最爱，是一种袍式便服，腰部以下施裥（jiǎn，衣服上的褶子）十二，所以十分宽博。两种宽博、通脱的衣服，既舒适自在，又不失礼仪，与魏晋那种袒露而飘逸的服饰大异其趣，正是宋明理学影响下的谦谦君子之服。

名媛奢华风

上图是五代仿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几位贵妇打扮艳丽入时，云髻高耸，顶戴折枝花朵，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这种高鬓纤衫、首翘鬓朵的装束，正是中晚唐以后最入时的女子褒博装束。直到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大周后还以此种装束引来天下女子的追捧和效仿。右图是唐三彩女坐俑，其裙子色泽艳丽，花朵纹饰华美精致。此般奢华的裙子，可能正是安乐公主百鸟裙带动起来的奢华风的体现。供图／辽宁省博物馆

一场时尚的“逆袭”

帝王、妃嫔高居金字塔之巅，其时尚影响力多来自政治权力；士人虽无皇家大权作依托，但在文章道德上的影响力往往更胜一筹。无论如何，这些人在古代的服饰时尚上都拥有“话语权”。正如学者沈从文所说：“社会风气且常随着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

然而在明末，一场时尚史上的“逆袭”，却在紫禁城中上演了。在这个时期，有不少深谙苏样的江南女子进入宫廷，把民间的服饰带入深宫，影响了整个宫廷后，又继而风靡了贵族官宦之家。

苏样是当时苏州的服饰样式。崇祯皇帝的周皇后，是进入宫廷的苏州女子之一，其着装风格便是最时新的苏样。还有一位来自扬州的田贵妃，地缘之便，田妃对“苏样”也是门清儿，且比之周皇后，她对时尚和自己在时尚中具有的领先性非常顽固的坚持着——从头到脚，所有的穿戴，她都让远在扬州的母亲给她一一准备，再作为贡品，送进宫来。有这样一位苏州本地“出产”的皇后，还有一位作为“苏样”忠粉的扬州贵妃，可想崇祯皇帝的宫廷中，必定是改头换面的进行了一场时尚革命。据说宫廷中的女性们都开始“雅以南装自好”，善骑射的北方妃子受到了帝王的嫌弃，放弃了钟爱的烈马，穿上“苏样”，袅袅婷婷的穿过御花园，企图再度引来帝王眷恋的目光……

表面上看来，这又是一场后妃引领的“时装秀”，然而追根溯源，这些时尚的灵感源泉，却统统来自南宋后渐渐富庶的江南，尤其是江南的苏州。

明末清初的苏州女子，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弄潮儿，她们的品味和创新蛮横的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女性服饰风潮，每一种式样在苏州街头兴起，就是一道强劲的时尚风潮刮过帝国南北，衣衫上绣满缤纷的蝴蝶，裙子打起细密褶皱，所谓“衣衫百蝶裙百褶”,又或者犹现皎月光华的“月华裙”，如名士李渔所说“一裥之中，五色俱备”，就这么随着女子的袅娜，倘佯在苏州城的街巷中，一闪一闪，迷惑了来学习“苏州范儿”的外地人。

苏样最大的特点还有繁密的刺绣、精致到不应人间所有的做工，普通的衣衫经过苏州匠人的手，繁华得已经看不到原先的布料，一道道的花边和格式的图案缀得满满，这让江南之外的女子望尘莫及，追赶的相当辛苦。然而正当北京的宫廷贵妇、福建的商人妻女都觉得自己已经学习的有模有样时，苏州城里突然杀出一记回马枪，兴起淡雅的色泽和纯素的装饰。

名士风尚

这是唐朝孙位的书画作品《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所剩四贤，从左到右依次为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名士们宽衣大袖，有的甚至裸袒胸前肌肤。他们所着的衫可以随意开合，把任情飘逸的着装风格发挥到极致，与魏晋名士蔑视礼教、崇尚自然的哲学相呼应，从而在魏晋之际掀起一股时尚风潮。供图／上海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妇女的时尚引领地位之外，还有一群特殊的女子更是时尚的排头兵，那便是晚明时期秦淮南曲的官妓。明末清初的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说：“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 妓家服饰被称为“时世装”，即今日之时装。而这种时世妆，并没有想象中的香艳开放，反倒以“淡雅朴素”为尚。可惜即使是那些怜香惜玉的名士，也不屑记载“妓家妆”的具体样式，只能徒令今人猜想罢了。

士与商的时尚拉锯战

类似妓女这样，本属于在服饰制度中受到抑制的社会下层，但反过来影响和带动服饰风尚的群体，还有“梨园弟子”以及商人和商人妇。其中，商人是最活跃也是最有实力的一个群体。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了“富”于是盯着“贵”，不仅要靠买来的官职提高地位，而且平日居家还“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一派朝廷大员的装扮。纵然这样，西门庆仍旧觉得有些东西靠钱财和势力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给儿子取名“官哥”，语重心长的教育他的儿子要读书，将来也得一顶正经官帽，做一个文官，不要像他，虽有财有势，却无“十分尊重”。

在以“士农工商”排序的社会中，商人有时甚至不如平民，但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往往全面的模仿那些被“钦准”的社会阶级的穿戴，模仿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