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的染织工艺——麻织工艺

摘要：当人们不知道汉服的时候，错误的认为旗袍是汉人的民族服饰，可是，当知道了汉服的时候，却依然固执的认为旗袍是汉人穿过的，所以旗袍是汉服，那么是不是所有汉人穿过的衣服都是汉服呢？不是的，民族服饰不能等同于时装，更不能将别族的民族服饰认作是自己...

纱，为一升布；160根为二升布......以此类推。升数越高，布越精细。朝服之布十五升就是1200根。周布幅宽是二尺二寸，等于现今的44厘米。在44厘米幅面里有经线1200根，每厘米有经线27根之多，已是相当精细。

在周代，衣着有严格的等级。7升到9升的粗麻布是供奴隶和罪犯们穿的；10升到14升的麻布为一般平民所用；15升以上的叫缌（si）布，缌布的精细程度犹如丝绸，专门制作奴隶主的服装。30升的缌布最精细，照规定只能做天子和贵族的帽子，叫做麻冕。粗糙的苴（ju）麻纤维，有时用来作奴隶主丧服原料，说这是“以礼表哀”。

麻布涂上厚厚的漆可以做成漆器，如果涂上薄薄的漆就成了漆布。这种织物涂漆的方法，除使织物具有保护性能外，还可以作为织物硬挺剂。漆布可以制作坐垫以隔潮气，还可以制作贵族乘坐的车辆上的蓬盖，用以“御雨而蔽日”。1953年在陕西长安县普渡村的一个西周贵族墓葬中，发现了涂有棕黑色漆的织物残片，表明在西周时代，我国已有织物整理技术。周代贵族戴的麻冕外面也涂有一层黑赤色的漆，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织物涂层的最早资料。

春秋战国的麻织工艺（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770年，周朝平王被迫迁都雒（luo）邑（今河南洛阳），历史叫作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铁器和耕牛的使用和推广，对当时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纺织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诸侯用布帛交往，动辄以十万计。蚕桑的生产遍布祖国各地，丝织品更加精美，陈留、襄邑除的美锦，齐鲁除的薄质罗纨绮缟和精美的刺绣，都著称全国，不仅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工艺上也达到了高度水平。而麻类栽培和纺织更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常用精细的苧麻布作为互相馈赠的贵重礼品。

大麻生产在古代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大麻的种植、加工都比葛简便得多，产量也高，所以春秋战国及其后一个时期，在棉花的种植没有传入中院以前，它是我国人民主要的衣着原料。春秋时，齐国的社会经济较其他各国发达，对大麻的种植和纺织也相当重视，过去是“非采列（锦绣的丝绸衣服）不入公门”，麻布衣服不得登大雅之堂。而这时，连齐相晏婴也穿起麻布衣服来了。他穿着十升麻布做成的衣服说：“不以足以掩体御寒，不务其美。”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元前549年，齐相晏婴到郑国（今河南一带）拜访郑相子产。临别时，晏婴亲手赠给子产数十匹齐国的名产——白经赤纬的丝织彩绸，郑相则回赠了大量郑国的特产——色白如雪的苎衣。这说明当时精细的苎麻布已和丝绸比美，郑国苎麻织造技术已有较高水平。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记载，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献“弱于罗兮轻霏霏”的高级葛布十万给吴王夫差。《越绝书》中也有“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和“葛山之首无草木”，专门种葛的记载。

到战国时期，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因为苎一年可以收割三次，得到大面积推广；苎麻布的生产也比春秋时大为增加，已和葛织物一样普遍。古书中记载的“夏日絺紵”就是讲当时一般中上层人物在夏天穿的是精细的葛布和苎麻布作成的衣服。

在长沙406号战国墓曾出土几块麻布残片，制作非常精密。这是一种平纹组织，每十厘米有经纱280根，纬纱240根。现代的龙头细布每十厘米经线254根，纬线248根，因此它比现在的龙头细布还密3.46%。

秦汉的麻织工艺（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秦汉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苎麻的栽培和加工技术都有提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精细麻布，经密32—38根/厘米，约合 21—23升麻布，相当于现在的32×32细布。这些布经过化验，发现所使用的纤维，大都是十分成熟的，纤维上残留的胶质很少，绝大多数纤维几乎呈单个分离状态。湖北江陵凤凰山第168号西汉墓出土的苎麻絮，经分析，纤维较长者在120—160毫米，较细的投影宽度约0.02毫米。说明西汉初期麻的脱胶技术已相当完善。经化验证实当时已采用石灰、草木灰等碱性物质来煮炼苎麻，进行化学脱胶。这不仅使纤维分离更精细，可以纺更细的纱，织更薄的布，而且大大缩短了原来微生物脱胶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苎麻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

西汉《汜胜之书·枲（xi）篇》记载：“夏至后二十日沤枲（xi），柔和如丝。”说明早在二千年前，我国已掌握水温与大麻脱胶的关系，从而保证大麻纤维脱胶后的质量。东汉时，大麻种植地域不断扩大，已向内蒙、广西等地推广。四川蜀郡的麻布在西汉时就已经是蜀地的名产。《盐铁论·本议篇》是拿“蜀郡之布”与“齐陶之缣”对举的。《居延汉简》也记有：“广汉八棕布”。汉时的布，是以经纬多少而称的。所以在文献上，常见的七棕布、八棕布、九棕布和十棕布等名称。如《史记·景帝纪》“后二年令徒隶衣七棕布。”《居延汉简》有八棕布、九棕布的记录。十棕布见于《汉书·王莽传》“一月之禄，十棕布二匹”。所谓棕或谓一升，等于麻缕80根，当时布宽为二尺二寸，如果是十棕布，就等于在二尺二寸幅面上有麻经800根。

此外，浙江还生产一种称为越布的也很著名。如《后汉书·独行陆绩传》记载：“会稽产越布，陆绩常喜着越布单衣，光武帝见而好之，自是遂敕（chi）令会稽常献越布。”《后汉书·马皇后传》：“后赐诸贵人有白越三千端。”这种白越就是指的越布。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番禹（今广东）是葛布的集散地。

1957年，陕西西安坝桥出土的西汉“坝桥纸”。经分析是大麻、苎麻及其他植物纤维用湿法无纺织布的方法制成的。它的年代比蔡伦造“纸”为早。这种“纸”就是用大麻、苎麻等下脚料制成的无纺织絮布。这种絮布，在历史除大量用于写文作画，当“纸”使用外，贫苦的劳动人民还用它“造袄为衣”。

漆布

汉代，漆制品的生产发展很快。涂漆织物广泛地用于民间，除了用作坐垫、蓬盖外，还大量用过防雨防潮的包裹或行囊。在新疆罗布淖（nao）尔，曾发现过一块西汉时油漆过的麻布残片，它的表面仍旧漆黑发亮，背面的织纹清晰可辨。

魏晋南北朝的麻织工艺（公元220年——581年）

由于气候的变化，到魏晋以后，我国北方已不适宜苧麻生长，而大麻则在北方盛极一时。大麻布的生产量日益增加，“诸郡皆以麻布充税”。据《晋书》记载，一次苏峻举兵攻入皇城，发现宫库里存麻布达二十万匹，可见当时麻布生产数量是很大的。

北魏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对劳动人民沤制大麻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沤麻时“沤欲清水，生熟合宜，浊水则麻黑”；如果水少，由于麻纤维与空气接触而氧化，“则麻脆”；沤制不透，麻皮难以剥下；沤的过头，麻纤维受损伤，“太烂则不任”；冬天用温泉水沤麻，剥取的大麻纤维“最为柔明”。但大麻与苧麻比较起来，纤维短，含木质素也比较多，显得粗硬，纺纱性能差。所以魏以后，除北方大麻仍占主要地位外，南方则着重发展苧麻。

麻布的生产，在南朝时，有很大的提高。南朝宋初时，一匹布值一千多钱。到齐时，就是好布也只值一百多钱了。这里所指的布，当是麻布，这是广大人民所服用的一种染织品。

在阿斯塔那306号墓，曾出土了麻布小裤和麻布小外套。

由于葛藤生长较慢，加工困难，已逐渐被麻取代。只有在偏僻山区仍然种葛。曹植曾有“种葛南山下，葛蔓自成荫”的诗句，不但描绘了葛藤的形态，也反映了当时山区人民继续种葛的事实。

隋唐的麻织工艺（公元581—618—907年）

隋唐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鼎盛时期，也是染织工艺高度发达的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公元618年，隋朝的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289年，一般又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即自开国到睿宗先天（618—712年）为初唐，自玄宗开元到代宗永泰（713—765年）为盛唐，自代宗大历到宪宗元和（766—820年）为中唐，自穆宗长庆到唐朝灭亡（821—907年）是为晚唐。唐朝的疆域广阔，东到大海，北约巴尔喀什湖，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南及南海诸岛。

隋唐时期，麻纺织技术和工具比以前更加完善，纺织生产能力越来越大，江南苧麻布生产急剧增长，最盛时，全国每年总收入苧麻和大麻布达一百多万匹。

葛藤生长慢，加工困难，已逐渐被麻类取代，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黄葛篇》里，曾生动地描述了把“青烟蔓长条，缭绕几百尺”的葛藤采来织成絺（zhi，chi）和綌（xi），做成夏衣如何凉爽，但他感叹“此物已过时”，反映了葛布已不能和当时中原地区广泛生产的丝、麻织物相竞争了。

但在一些地区，葛仍然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利用。如唐末诗人鲍溶曾有“葛丝茸茸春雪体，深润择泉清处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