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汉服三义新解

摘要：如果说华夏文明是一棵大树，道、术是树干，礼仪、衣冠便是它的枝叶，虽不等同于根本，却可通于根本。我们要进入传统的精神世界，具备了放眼全局的文化视野，才能全面的把握住汉服的文化意义，那么，不妨先解释一下“华夏文明”四个字的字面含义。

三义是天地人之道在汉服文化中的体现，兼重汉服三义便是践履天地人合一的华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王道①。

然而，天道高远难求，非人人所能及，地道厚重宏阔，常人亦有难度。我们只得一步一步来，从践履人道（汉服的礼俗）开始，兼重地道（厚德可载物），遥望天道（传统信仰），不忘勾连三者的类之本（民族性）。“王”字去掉代表天的上面一横，缩短代表地的下面一横，成为“士” ②字，士道是王道的一部分，是小的王道。也就是说，能兼重汉服三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士人的品格。

民族、礼俗与审美三特征本是汉服内在的属性，因受制于客观环境，人们看到不同侧面，故而形成了更重视某一特点的流派。他们执其一端论其所长使汉服复兴出现不同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可避免的遇到瓶颈，几年来的汉服复兴实践已表明单纯的路线渐次遭遇寒潮。《尚书·武成》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平平。只有不偏颇于任何一面，兼重总体，取乎其中，才能合乎王道。

汉服之学的三形态

汉服研究主要分为三种：

1、思想类或者说思辨类，对应着义理之学，修道之学，是圣学立身成教的根本，为汉服复兴所本之道；

2、礼仪风俗类，对应着礼俗之学，践履之学，是圣学经略天下的治术，为汉服复兴所行之术；

3、服制考据类，对应着考据之学，器物之学，是圣学化民成俗的器物，为汉服复兴所用之器。

圣贤以衣冠礼仪化民成俗，而文德行于天下。衣冠，乃其所用之器物，礼仪，乃其所用之治术。如何用此器、此术？这需要站在华夏之道角度的义理阐发，有此道，衣冠方为合道之器，礼仪方为合道之术。

道，是汉服的理论思辨之学；器，是汉服的考据制作之学；术，是汉服的礼俗实践之学。汉服研究中的思想阐发、服制考据、礼俗实践，分别对应汉服文化的道、术、器三个层面。

只拘泥于思想探索的义理之学，知道了汉服的道而不熟知其器物，道也无法推行，难免流于清谈。只迷恋于服制研究的考据之学，详察汉服的器物层面而不通其道，难免停留于纯学术研究，而无法使汉服成为活文化，甚至出现反对汉服的考据者。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器两方面兼重，而以术行之（礼俗实践），共同组成了汉服复兴的基本脉络。

汉服三义的任何一义，都本于道，用于术，形于器。道、器、术三者备，汉服之学便可通达无碍了。

后记：大道立，理论废

由汉服三义，进于礼之三本，再进于王道，并不只是思想的推理，而是心灵体悟的呈现。理论体现的追寻事物内在规律的过程，是理性思维的延展，它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终极。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有终极的，这个终极就是进乎道境，而后据道以言德，探索思想的理论思辨便转化为本于大道的义理阐释。

国人思维西化已深，思想议题往往带有很浓的逻辑论证式的西学特点，而中国学问是心灵体悟式的。走出西式学术论证的理路，完成向中国学问心灵体悟的蜕变，才能由思想进乎修为，摆脱繁杂的概念纠缠，进乎道境。如果只迷恋于理性推理，思想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自己无法驾驭。

故而，大道立，理论废。义理之学立，则汉服复兴所本之思想合乎大道，理论探索可告一段落。“返诸本，求诸己”，将所追寻之道化入实践中，力行可以近乎仁，士人的修为便是践履济世的情怀而获得心灵的证悟。

注：

①，王道并不等同于儒家，对王道采取同样解释的也有黄老道家经典《黄帝四经》。

②，典籍中并未如此解释过“士”与士道，笔者只是借助字形阐释其中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