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上）

摘要：汉服的染织工艺——丝织工艺，让汉服变得精致美丽的工艺

方空是形如其方空，吹纶是形如其轻薄。这都说明了当时丝织物的精美。

四川也是丝织的著名产地。《后汉书·公孙述传》有“……蜀地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天下”的记载。四川蜀军成为汉代居第二位的蚕桑基地，蜀锦已逐渐著名，是东汉时代的事。蜀锦的图案纹饰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质地紧密，色泽鲜艳，曾被诗人扬雄称赞为“阿丽纤靡”和“自造奇锦”。蜀锦是以成都地区的产品为最佳，成都又是历史上蜀锦的主要集散中心，因此，成都以“锦城”、“锦官城”而著称于全国。

《盐铁论·本议》有“齐陶之缣”的记载；又据《流沙坠简》记录，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东观汉记》也有：“马援行塞障，到右北平，3诏书赐援钜鹿缣三百匹。”可知定陶、亢父、钜鹿等地都是缣的产地。

又据《流沙坠简》记录，河内是产帛的地区。“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不过这种产品较亢父缣为次。

《庄子计然书》有“白素出三辅，疋（ya）八百”的记载，可知三辅也出产白素。

又据《西京杂记》所记：“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支，高祖报蒲桃锦四匹。”《飞燕外传》也有鲛文锦、紫鸾锦等名目。《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所记“襄邑有黼黻藻锦”。可见汉代丝织花纹是相当丰富的。

汉代丝织花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云气纹

（二）鸟兽纹

云气纹和鸟兽在汉代丝织图案中是常见的，也是汉代其他工艺如铜器、漆器、壁画装饰中所常采用的。这类图案，变化多种多样，也可明显地看出从商、周、战国以来，装饰图案的传统风格。有时，云气纹就是主体图案，更多的是与各种鸟兽、人物穿插布置在一起，表现出缭绕飞卷的形态，构成整个画面的流动效果。鸟兽纹是汉代织绣艺术中对常见的图案。有龙、凤、虎、豹、鹿、鸳鸯、仙鹤、锦鸡、鸿雁、双鱼……等，许多图案中的鸟兽形象、动态、性格，往往被表现的栩栩如生，跃然欲出。

（三）文字图案

用文字作为工艺图案，是汉代装饰的一种特色，多采用吉祥语。如新近出台的几种汉锦，有的织出“延年益寿”；有的织出“长乐明光”；有的织出“登高明，望四海”；有的织出“韩仁绣，子孙无极”，“万世如意”；还有织出“（永）昌长乐”等。外蒙古出土的汉锦，有织出“新神灵广成寿万年”八个字，按广成子有万年之寿，用以表示长生之意。有织出“云昌万岁宜子孙”以及“广山”二字的；还有一种织出“君时于意”四字，据考古学家研究，这是表示吐故纳新的涵义。此外，还有织出“群鹄（hu）下”等字的。文句的排列，根据当时织物图案常用的带式单位的横向，由右及左顺序排列。这些文字，都是处于填空的位置，文字本身的美术加工也不很多，但是它们在装饰艺术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织物文字图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所信仰的“谶（chen）纬”，成仙成道，长生不老，多子多孙，万世如意等.........和愿望；另一方面，在某些织物文字中，记载了当时作者的姓名，如“韩仁”、“阳”等，也是可贵的资料。

（四）几何形纹

织物上的几何形纹样是最古老的纹样，远在商、周时代，织奴们就利用经纬变化的织造技术，织出各种形状的几何形纹。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汉代，结合行为仍有听独具的生命力和装饰效果。汉代丝织上的几何形纹，大都构成大菱形两旁附以两个小菱形的组织称为双菱纹。这种纹样组织，也是战国以来常见的一种传统图案。例如战国铜镜背面，就常以这种图案为饰。但在汉代，这种图案的应用更多，在漆器、石刻等工艺上也常常采用。

织物上的这种菱形图案，和其织造方法有着密切关系。汉代的织物，一般是采用一种称为“汉式组织”的斜纹组织，其经纬线的交织点形成斜纹，最适于表现出各种斜纹的菱形图案。外蒙古和山西出土的菱形纹绮，都是这种菱形图案的代表作。在汉代织绣图案中不仅保留了过去传统的菱形图案，而且菱形本身有了多种变化；菱形图案又与其他鸟兽、花叶等纹样结合在一起，以丰富纹样内容，形成统一效果。或以菱形作为四方连续的构成骨法，再在每个菱形中心空间嵌以横向或竖向的对鸟、对兽。此外，在几何形纹中还有传统的雷纹、方格纹、三角形纹、斜方格纹等。

（五）人物骑猎纹等

汉代织绣图案中的人物骑猎纹，大都穿插布置在云气缭绕之中，在画面上占的为孩子也很小，对人物形象没有作细部刻划。但从人物形象或则拉缰立马，或则回身欲射的达的动势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骑猎者的勃勃英姿和生动具体的环境。

为了适应图案题材的扩大和多样性，汉代织绣图案在四方连续构成骨法方面也有了新发展。传统的散点排列、带式排列、几何纹排列等仍继续使用，并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如马王堆出土的440香色地红茱萸纹锦的图案，为一写意花卉和菱形点子结合组成，呈直条形。花朵用块面平涂方法，点子以空心线圈构成连续枝条，并以少量的菱形图案作为点缀。排列虚实结合，疏密恰当，纹样风格和选材都比较新颖。整个画面活泼多变，美观大方。又如云兽缭绕图案，突破了几何式机械并列的形式，而采用横向穿插连续的方法。这种横向的穿插连续，再加以色彩上竖向经条并列的变化，就使画面的整个四方连续效果，显得茂密紧凑，不易辨认带式单位的单调反复；从而在构成上，给人以一种“定体则无，大体则须”的印象。每一带式单位的长度，往往就使织物幅面的宽度、由右向左伸展开去。带式单位与带式单位之间的排列方向，只是一个顺向，所以纹样和文字通常只有一个正向。

汉代丝织品的织造方法。从锦来说都是一种“经丝彩色显花”，即通称为“经锦”的。这种经锦，纬线只用一色，经线则多至三色，由经线显出织物的花纹。三种经线的色彩，一种作为地色，一种织出花纹，一种织作轮廓线。这种织法的图案特点，是同一图案同一色彩，形成直行排列。

汉代锦的织造组织，既有重经，又有经线彩条的排列变化，因而图案设计的用色，可以多到四、五色，甚至可以有三、四种颜色不受经条的限制而遍地出现。举世闻名的“韩仁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织品。

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时，襄邑等地已出现了织成锦，说明二千多年前我国已有纬起花织锦技术。织成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经断纬而又不同于缂丝。织造时，在平纹或缎纹的底纹上，比经线粗的纬线跨越没有花纹的地方，在应当起花的地方浮于经丝之上，花纹图案显示于织物表面；织物背面的底纹上则横向排列着与正面花纹色彩相同的纬线。图案花纹可不受提花条件下的单位反复的限制，能够织出章法自由的画面，但费工多。

汉代，用通经断纬的织法，织成正反面完全一样的缂丝织物，曾称为“缀锦”。

东汉时，蜀锦的用色，开始有了加金技术，色彩效果更加富丽辉煌。

汉代纹绮，是由一色经线起花，在素地上显出花纹。《说文》：“绮，文缯也。”戴侗（dong）《六书故》：“织素为文曰绮”。汉绮的织法除继承殷代的那种“类似经斜纹组织”之外，在起花部分中的每一根长浮线的经丝及其相邻的另一根经丝，都是平纹组织。

罗是在“纠经”的织机上织出，特别是显花的纹罗，织造更为复杂。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朱罗、皂罗、烟色罗、纹罗绣花丝绵袍和绣罗香囊等。从这些罗织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杯形菱纹提花、几何纹、对鸟纹等生动雅致的花纹。杯形菱纹罗每平方米仅中30余克。一件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的素纱襌衣，重49克（不到一两），一平方米仅重15克。真所谓“轻纱薄如空”，表明二千一百多年前我国缫丝和丝织技术已具有很高水平。

汉代，利用加过强拈的纱线受潮湿后产生绉缩这一规律，有意识地用强拈的丝线织成纱，然后浸水使之收缩而起绉，就成为绉纱。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四块浅绛色绉纱，当时专门叫它为縠（hu）。

绢和缣都是平织的，但缣比绢更为精细。绢的经线和纬线的密度大致是相等的，汉绢的经纬线每平方厘米约有：经 43—46，纬 33—36。而缣是经线密于纬线，汉缣的经纬线每平方厘米约有：经 62—80，纬 35—55。古人诗有云：“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汉代缣以四丈为一匹，可见缣的织造比织绢费工。

在国外，如朝鲜平壤东汉王盱（xu）墓也出土了菱纹罗等丝织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瑟“，弦线直径最细0.5毫米，最粗1.9毫米，经分析是用377根平均纤度为26□（上为代，下为糸）的生丝组成单股丝，再由16根单股丝分别并拈为一根最粗的弦线。这说明我国早在西汉初期，络丝、并丝技术已达很高水平。

4、魏晋南北朝的染织工艺（公元220年——581年）

六朝时的染织生产，从管理机构看，魏晋时仍沿袭两汉旧制，设官营工场专门织造。《晋书·武